我的高中物理老师，周惠邦先生去世已经一年了。他是在2014年春节，大年初二，一个普天同庆，家人团聚的日子离开的，而且是自己主动离开的。这让我想起他在课堂上经常怒目圆睁、咬牙切齿地说的那句话“你敢吗，你有种吗？”。 

周老师是上海人，瘦长的身躯，瘦长的脸，白白净净，背有些微驼。他带些南方口音，却热衷于说河南话，虽然他的河南话很蹩脚。 

周老师课教得好。用他的话说，高中物理活活络络，不好学。他要求我们记笔记，但不让我们多记。在他看来，上课的大部分时间要用在听课上，记笔记只是提个醒，加深记忆。他特别重视习题，从高一开始，做题就是我们物理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那时候学校还没有电脑和打印机，练习题都是周老师自己多年收集、整理和编撰的。而且，每次都是他重新在蜡纸上刻写，让打字室印刷的。他几乎不重复使用往年的蜡纸，每次都新刻，他说自己手快。现在想想，我们整个高中的物理练习题量很大，平常应该每个单元都有测试，复习阶段就更多了。他也从不避讳题海战术，“这就是题海战术，应付高考，有啥办法？”。他的题很有讲究，尽量涵盖各种题型，精练而不是纯粹多练。他教我们巧做题，不断总结，不死做题，“要学会在题海里游泳，不要被题海淹死”。我们那届在高二时派了一批尖子到新乡参加全省高中物理竞赛，获得了一名一等奖，多名二等奖的好成绩。这应该是对周老师物理教学的最好肯定。 

周老师知识面很广。八十年代，媒体还不发达，接触新知识的有效途径就算杂志了。学校图书馆的杂志是不外借的，但在周老师的软磨硬泡下，图书馆管理员给了他一个“特权”，每次来一批新杂志，他就趁放学后借出一摞，在一个晚上看完，第二天上课前还回去。用他的话说他看杂志飞快，看得快，忘得也快。周老师看杂志快，讲课也快，经常正课讲完，就利用快下课的五分钟时间跟我们神侃，天上地下，古往今来，从原子弹讲到氢弹，从百慕大讲到登月，从切尔诺贝利讲到挑战者。每当此时，他都手舞足蹈，眉飞色舞。这也是我们最惬意和享受的时光，完全沉浸在那些新鲜和神奇的事物中，直到被下课铃打断。有时下课铃也不能打断，直到下一节课的老师笑眯眯地站在门口，周老师才猛然醒悟，连作揖带道歉地逃出教室。 

周老师疾恶如仇，爱憎分明。他在课堂上对贪官污吏、叛徒汉奸破口大骂，对民族英雄顶礼膜拜。他给我们讲苏联人怎么给卓雅报仇，讲七日战争前获得世界小姐的以色列姑娘第二天就回国参加战斗，讲张自忠将军怒斩自己违背军令的忠实部下，讲韩国大学生怎么跟军政府斗。讲到激昂之处，他都会怒目圆睁，咬牙切齿地问“你敢吗，你有种吗？”。他敬佩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能举全国之力，天涯海角追杀漏网的纳粹分子，因为以色列有全世界军官伤亡率最高的军队；他痛恨日本人，因为日本人残杀过我们无数的同胞又死不悔改，但他也敬佩日本人，因为日本人敬业，有武士道精神，“日本人敢剖腹谢罪，你敢吗？”。他扼腕国人的懦弱和不争气，鄙视那些表面唯唯诺诺，背后钻营逐利之人，讲到这儿他会斜睨着犀利的目光，盯着我们，拖长了声音说“那么～你会吗？”。多年之后，每当自己怯弱，或想偷懒，就仿佛被他那斜睨的目光盯着，盯得自己头皮发麻。这个目光时时提醒自己，不敢懈怠，不敢苟且，不敢随波逐流。 

你要以为周老师天天板着脸，爱训人就完全错了。恰恰相反，他总是笑嘻嘻的，甚至有些没正型，所以虽然课教得好，从来都不是“当官的料”。他爱跟老师，也爱跟学生开玩笑。他经常笑称学生“你们都是我的孩儿，闺女”，他坦承自己喜欢长得漂亮的女人，“看到好看的，谁不想多看两眼”。坦承喜欢和小贩讨价还价，“搞搞价，能便宜点多好呀”。他喜欢下围棋，特别是拍快棋，常常利用课间时间跟几个老师拍，有时也拉着学生一起拍，一两个课间一盘棋，一边拍棋，一边斗嘴，以此为乐。 

大学时，还回去看过周老师几次，以后工作了，离开了这个城市，终日为生计奔波，每次回去也都来去匆匆，居然二十多年没有再看望过他老人家。直到他去世后的两天，我才听到消息，一瞬间我禁不住泪流满面。霎时明白，如果上天想要惩罚我们原来这么容易。周老师走了，愿他在天堂有围棋可下，有书相伴。